王小惠 | 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

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

文 / 王小惠

摘要：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“古白话”思维，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“言文合一”现象绝对化、普遍化，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“古白话”，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。同时新文学中的“芟夷典故之风”“‘起于应用’的文学观”“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”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，却抛弃了“修辞立诚”中的文字考证基础。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，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，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，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。

关键词：五四文学革命；章太炎；文学语言观；古白话；修辞立诚；文言

本文发表于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23年第3期  #文学研究  栏目

作者简介｜PROFILE

•王小惠，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

目录概览

一 “古白话”思维的建立及其限度

二 修辞立诚文章观的现代转化

三 章太炎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思考

结　　语

全  文

     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清末学人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，其中章太炎便有“培植”之功。五四革新者关于思想革命、文学革命的思考“大半是承太炎的余绪”。目前学界多关注章太炎与五四思想革命的关系,强调章太炎的思想是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结构贯穿于新文学之中。本文则选择从五四文学革命这一维度，展示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如何通过影响钱玄同、朱希祖、鲁迅、周作人等弟子以及胡适等新文学主将而介入新文学建设。五四文学革命虽吸入了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资源，可并非对此亦步亦趋，而是对其进行相应的转化与改造，致使文学革命的结果偏离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设计。

一   “古白话”思维的建立及其限度

       “古白话”思维是五四白话运动获取历史合法性的理据之一，其建构了从先秦《盘庚》等作演变至今的“言文合一”之历史，表明新文学是中国白话规律演变的必然结果。此思维可溯源于清末时的章太炎。在他看来，“语言”先于“文字”，且“文字本以代言”，古时文章便已言文合一：“自史籀之作书，凡九千名，非苟为之也，有其文者必有其谚言。秦篆杀之，《凡将》诸篇继作，及许氏时，亦九千名。衍乎许氏者，自《玉篇》以逮《集韵》，不损二万字，非苟为之也，有其文者必有其谚言。”“谚言”即“俗语”。章太炎由史籀等例的“有其文者必有其谚言”，表明一些古奥文章如《尚书》中的《盘庚》等作，在当时是直录其语的“言文合一”之作。他在《国学概论》用更为通俗的语言对此诠释道：

《尚书》中《盘庚》《洛诰》，在当时不过一种告示，现在我们读了，觉得“佶屈聱牙”，这也是因我们没懂当时的白话，所以如此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《尚书》直言也。”直言就是白话。古书原都用当时的白话，但我们读《尚书》，觉得格外难懂，这或因《盘庚》《洛诰》等都是一方的土话。

       章太炎“文字本以代言”的思路影响其弟子形成了截然相反的白话想象。其保守派弟子，以此来攻击五四白话文，例如黄侃认为一些晦涩之作虽是当时的白话，可“当时取其滑易，后世病其聱牙”，所以白话的词义“随世迁流”，不如文言稳定。但偏向五四新文化的章门弟子将其师的“文字本以代言”理解为“古代的话，就是现代的话，现在所谓古文，倒不是真古”，认为这启发了他们“古今一体，言文一致之说”，使他们“绝不敢轻视现代的白话文”,并“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之根”。朱希祖承认“文字之本，用代语言，文言相合，是为上轨”，并用上推古始的策略论证言、文本自合一：

若说白话的文不能传诸久远，试问《尚书》中《殷盘》《周诰》，多是古代的白话，何以能传诸久远呢？……最古的时代，文章本是代语言的，我们做白话的文，实在是最古的法则。

       钱玄同也认为“古人造字的时候，语言和文字，必定完全一致。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，嘴里说这个声音，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”， 譬如：

周秦以前的文章，大都是用白话；像那《盘庚》、《大诰》，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，异常古奥；然而这种文章，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。

       朱希祖、钱玄同对《尚书》中《盘庚》《周诰》等作的定义，几乎是其师章太炎的翻版。《盘庚》等作的语言古奥，为后世最难通者。朱希祖、钱玄同作为章门弟子在加入五四新文学阵营之时，沿用其师思路，视《盘庚》等作为古时“言文合一”的证据，表明古人是用当时语言作文的，所以当下的一些文言是古之俗语（白话），即“古白话”。这以“古已有之”的论断，增强了五四白话文的历史合法性。换言之，新文学对白话文的实践，遵守的是中国语言历史中“最古的法则”，并非标新立异。此种“古白话”思维在钱玄同等人的提倡下，渐成新文学的共识，譬如傅斯年指出，“太古文言，固合而不离也。周诰殷盘，诘屈聱牙，正由以语入文，古今语异，乃不可解耳”，可见“中国第一部书即以白话为之”。刘大白更为激烈，认为“把文言文底头衔革掉，正其名曰古白话文”。从傅、刘二人的论述，可窥出“古白话”思维的时代影响力。

      清末时黄遵宪等人也提出“我手写我口，古岂能拘牵”，追求言文一致。可他们只有理念，而缺乏具体的语言事实。直到章太炎发挥文字训诂学家的优势，广搜例证，才未使此理念沦为“口号”，譬如：“孔之与好，同训为嘉。古音本以旁纽双声相转，故《释器》云‘肉倍好，好倍肉’者，好即借为孔字。古者谓甚曰孔，今者谓甚曰好，好大、好快，若古语则言孔大、孔快矣。”如今的“孔”字已成高文典册中的雅言，可它实则是当时的俗语，类似于当下的“好”“极”等口语。此类语言学事实在章太炎文章中较多，无法一一罗列。章太炎以大量语言实例表明，“言文合一”观并非后人制造的“理念”，而是古已有之的语言现象。“五四”时，钱玄同等人循此思路，以语言实例论证道：

那《尧典》里用“都”“俞”“吁”等字，和现在的白话文里用“阿呀”“嗄”“㕭”“唉”等字有什么分别？《公羊》用齐言，《楚辞》用楚语，和现在的小说里搀入苏州、上海、广东、北京的方言有什么分别？

      以上实例在钱玄同等人“五四”时的文章中大量存在，表明今日的一些文言只是彼时的白话，使得“古白话”思维有了语言文字学上的护佑，蕴蓄着“古人用古语，今人用今语”的语言法则。朱希祖指出，先秦以来的文章几乎遵守“文字由语言而代殊”的“今人用今语”逻辑，可汉代的扬雄、司马相如“用古字以饰今语”，让“文章不以言语为质”，由此开启“矜奇摹古文字之是务”的言文分离之风。钱玄同也强调，从先秦《盘庚》等作到老子、孔子、庄子、韩非子等人的著作皆遵循“什么时代的人，便用什么时代的话”的规则，可汉代扬雄却“专门摹拟古人”，破坏了“今人用今语”的文章思路。朱、钱二人的论述，推演出五四白话文的时代合理性，表明用“今语”写作的新文学并非“以浅陋文其浅陋”，而是肩负着恢复被扬雄等人所破坏的文章规律的使命。

       钱玄同等人“古白话”观念背后的“言文合一”，视“今语”为语言的本根，要求“文”无条件地等同于“语”，履行“用今语达今人的情感”的任务。这与章太炎有所不同。章太炎认为，要实现真正的“言文合一”需精通小学，要使当今的白话文采取合于《说文》《尔雅》中的俗语来写，即要求白话文中的每个字皆要到《说文解字》等作中寻找“本字”“本声”。钱玄同等人深通小学，认为如使当下白话文写作合于《说文》《尔雅》，只会让五四白话文变得更加诘屈聱牙。故而钱玄同等人只借用其师“言文合一”的说法，却放弃以小学为中心的本质，反将其改造为“古人用古语，今人用今语”的逻辑，追求“今文”是“今语”的外化，而非让“今文”成为“古语”的奴隶。

       为使“古白话”的框架稳定，钱玄同等人又将诸多传统文学作品扭转至其中。譬如钱玄同建构了一条“古白话”在文学中的发展线索，认为：中国的古白话文学实际上从《诗经》开始，而后的《楚辞》与汉魏乐府歌谣也是用白话做韵文；唐朝时的白居易等人写过一些白话诗；宋朝时的辛弃疾、柳永、程颐、朱熹等人的文章也采用白话；元朝以来的关汉卿、白仁甫、郑德辉等人大量使用白话，创作许多白话戏剧；明清时昆剧、京剧等相继而起，并产生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等白话小说，而后清朝又出现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等作。胡适的《国语文学史》将古白话文学的起点定在汉代的平民文学。钱玄同却考证“六经”中的《诗经》才是中国最古的白话文学，这扩展了白话文学的历史深度。钱玄同的这条文学史脉络，极大地扩展“古白话”的框架，从文学审美上展示了“古白话”的历史生命力。

        但章太炎谈论的是中国语言发展中所出现的一种“言文合一”的语言现象，钱玄同等人却将此语言现象绝对化、普遍化，不断地扩展“古白话”框架的外延，强行将辛弃疾、柳永、朱熹等人的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“古白话”。这虽让五四白话文的历史基础变得更加广阔，却使“白话”的内涵变得有些模糊。可这并不损害“古白话”话语的历史影响力，反而得到广泛的支持，渐成新文学中的常识。“五四”以来，中国先秦时已“言文合一”的观点渐成共识，而《尚书》中的《盘庚》等作也被解读为“古白话”。可鲁迅认为《尚书》中的作品“那么难读，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，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，现在还没有研究出，还要繁也说不定的”。为此，他质疑“古白话”思维道：

     古时候言文一致么？到这里，我想来猜一下古时候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。对于这问题，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，但听他口气，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；越古，就越一致。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，因为文字愈容易写，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，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，也许我们的古人，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。

       由此表明，绝对的“古白话”思路是以己意推度古人，并非客观严谨的学术论证之结果，为时代潮流所孕育的一种未完全证实的“假设”。正如鲁迅所讲，中国字是象形文字，极为难写，那么古人作文时只好节省些，对其中的一些口语进行相应的调整或省略，故而此时的“言”与“文”根本无法绝对地等同。比如“讲话的时候，可以夹许多‘这个这个’‘那个那个’之类，其实并无意义，到写作时，为了时间，纸张的经济，意思的分明，就要分别删去的，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，然而明了，有些不同”。鲁迅对“古白话”思维的质疑，表明钱玄同等人尊崇的绝对“古白话”框架，仍需被讨论,毕竟“天下决没有照着口里所说，逐字写下，一些不加剪裁与修正，就能成得一篇文章的道理”。

       总之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的立场上讲，“古白话”思维有力地推动着文学革命的发展，让人们发现原来中国先秦时期便已有“言文合一”的传统。这重构了人们关于白话的想象，使五四白话文获得强大的历史凭依。但鲁迅对“古白话”思维不合理性的质疑，也值得后世思考。尤其是此种“古白话”思路已经成为当下的主流思维，譬如去认识《诗经》《红楼梦》等作时，人们天然地视其为“古白话”的典型之作。但《诗经》《红楼梦》真的就绝对属于“言文合一”之作，这些作品难道就没有文人的修饰吗？这仍是有待考证的历史话题。

二   修辞立诚文章观的现代转化

       不仅“古白话”思维，五四文学革命中的“芟夷典故之风”“文学工具论思想”等也受章太炎文学语言观之启发。章太炎主张修辞立诚，认为“文皆质实，而远浮华，辞尚直截，而无蕴藉”，多次提醒其弟子“文章最要老实，所谓修辞，立诚也”。他的弟子遵循其师之训。周作人承认“修辞立其诚”是“写文章的正当规律”， 称赞其师“不在词华”之文风。钱玄同也重申作文不可“违反‘修辞立诚’之道”。不仅其弟子，胡适等人亦多次强调“修辞立诚”在文章写作中的重要性。在钱玄同、胡适等人的转化下，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呈现如下样态。

一 芟夷典故之风

章太炎“修辞立诚”的首要标准在于“文贵质直”，要求文章老老实实地叙事说理：

凡叙事者，尚其直叙，不尚其比况。若云“血流標杵”，或云“积戈甲与熊耳山齐”，其文虽工，而为偭规改错矣。凡议论者，尚其明示，而不尚其代名。若云“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”，或云“足历王庭，垂饵虎口”，其文虽工，而为雕刻曼辞矣……古之公牍，以用古语为雅；今之公牍，以用今语为雅。或用军门、观察、守令、丞倅，以代本名，斯所谓屈奇之称号也。或言水落石出、剜肉补疮，以代本义，斯所谓表象之言词也。

由上可窥出“质直”的作文准则：“叙事”需“尚其直叙”而不可“偭规改错”，“议论”应“尚其明示”而杜绝“雕刻曼辞”，尤其是公牍写作更应警惕“以文掩事”的堆砌铺张，不可引用古时官名僻语以代时制。章太炎“质直”的美学标准在于“黜虚崇实”，追求语言的“质实”“直截”“准确”“条例分明”，讽刺使用典故、表象语的文章“笑若龋齿，行若曲肩，自以为妍，而只益其丑”。可他的“质直”绝对地排斥“文”的虚构性、情感性，拒绝写作中的文辞修饰，并将一切文饰皆视为“矫揉造作”“曳行作姿”，彻底否定掉文辞修饰在文章中的价值与意义。

       有学者评价，“章氏因了主张文贵质直，连文章中的夸饰与比喻，都要加以芟夷，这却未免矫枉过正”。章太炎对文辞修饰“矫枉过正”式的“芟夷”，影响其弟子的文章思维。朱希祖提倡“不妆点的真美人”式的文章，讽刺“华辞强饰”只是“买椟还珠”。鲁迅一生都坚持“有真意，去粉饰，少做作”的文风，提倡用感情真白的方式说出“自己的思想”。周作人也“对于华艳的词藻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排斥”，始终坚持“本色之美可以胜一切”。钱玄同更在“五四”时提出：

凡用典者，无论工拙，皆为行文之疵病……文学之文，用典已为下乘；若普通应用之文，尤须老老实实讲话，务期老妪能解，如有妄用典故，以表象语代事实者，尤为恶劣。章太炎先生尝谓公牍中用“水落石出”、“剜肉补疮”诸词为不雅……道古时事，自当从古称，若道现代事，必当从今称。

       钱玄同的论述几乎等同于章太炎的观点。章太炎曾多次提醒钱玄同，作文应“议论欲直如其言，记叙则直书其事，不得虚益华辞，妄增事状”。钱玄同将此贯彻到新文学的设计中，只是将章太炎的“文贵质直”转化成“芟夷典故”的新文学说法，认为“用典”即是“行文之疵病”。在他看来，今人并非古人的“话匣子”，那么“今日作文，无论深浅高下，总要叫别人看得懂。故老老实实讲话，最佳”；而那些堆叠典故之文“说得客气一点，像个泥美人，说得不客气一点，简直像个金漆马桶”，所以“为除旧布新计，非把旧文学的腔套全数删除不可”。

      与章太炎的观点相近，钱玄同排斥“文”的修辞性成分，形成“极端驱除，淘汰净尽”一切典故的文学革命主张。“五四”时，胡适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虽提出“不用典”，可承认传统文学中“用典之工者”有其妙处。陈独秀亦认为“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”。这令钱玄同十分不满，直言典故“万万不可用！万万不可用”，指出胡适文中的“自相矛盾”“退避三舍”等典也“万万不可用”。而后，胡适称赞钱氏“驱除用典”论“正是一针见血的话”。陈独秀也赞同钱玄同作为“声韵训诂学大家”而提倡新文学，“何忧国之不景从”。1917年前后章太炎在学术界与政治界的盛名如日中天，其门生弟子逐步获得北京大学的文科讲席，成为一股新崛起的学术势力。在此历史语境下，陈独秀、胡适二人对钱玄同的推崇，可窥见章门弟子这个群体在当时思想界、文学界的影响力，也预示着钱玄同的“废典论”极易成为学界的公论以及新文学的标准。

       在钱玄同等人的推动下，“芟夷典故”之风渐趋新文学的主流。刘半农就承认，“余于用典问题，赞成钱君之说。主张无论广义狭义工者拙者一概不用”，“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，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”。罗家伦也认为，对典故的“推敲”“藻饰”犹如“茅厕板上雕花”，毫无价值，所以文学革命“就是要推翻这些积弊”，从根本上恢复文学的本来面目。傅斯年亦强调，“中国的‘古文’，所以弄得愈趋愈坏，只因为把语言里不能有的质素，当做文章的主质”，而文言中的用典等便是“语言里不能有的质素”。这些论述皆以“极端驱除”的决绝方式摆脱传统文言文写作习惯，使得新文学走向修辞立诚之路，也让“芟夷典故”升华到“统帅文学革命思想的基本理论”。

       值得注意的是，“五四”以来钱玄同等人倡导的“芟夷典故”之风虽源自章太炎“质直”观念，但最终这股潮流的走向完全违背了章太炎的初衷。在章太炎看来，“质直”是建立在文字考证的基本功之上，要求文章“先求训诂”,在考证出古字（本字）后，才可造词放言。这虽可避免空洞华辞，却考量作者的文字学工夫，“倘若不是从事文字学研究的，怕很难作到这个地步”，并且以古字替代当下通行的字，最后会使所写的文章比用典之文更难懂。故而，“五四”以来的“芟夷典故”之风，不仅反对章太炎所否定的堆砌典故的华辞之风，亦批判章氏“先求训诂”的文字晦涩之风。换言之，五四新文学应用“今语”写“今文”的规则，既不可用陈陈相因的典故套语来替代当下人的思想，也不能以文字训诂所考证出的“古字”来代替当下通行的文字。

二 “起于应用”的文学观

       章太炎“修辞立诚”的目的在于实现“文”的“表情达意”之效用。在他看来，知小学方可言文，可小学无法直接通向“文”，需依托于“文字”这一载体：

 文学者，以有文字著于竹帛，故谓之文。论其法式，谓之文学……夫命其形质曰文，状其华美曰彣；指其起止曰章，道其素绚曰彰。凡彣者必皆成文，凡成文者不皆彣。是故搉论文学，以文字为准，不以彣彰为准……论文学者，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。昔者文气之论，发诸魏文帝《典论》，而韩愈、苏辙窃焉；文德之论，发诸王充《论衡》，杨遵彦依用之，而章学诚窃焉。气非窜突如鹿豕，德非委蛇如羔羊。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，则修辞立诚其首也，气乎德乎，亦末务而已矣！

      章太炎的论述是将“文学”根植于“文字”，有三层内涵：一是将“文学的本体”视为“文字”，认为文学是以文字为根据的，拓宽了“文学”的边界，破除“文以载道”与“文以主情”的观念；二是强调“搉论文学，以文字为准”，对“文”的要求落实于“字”这种表意的工具之上，突出“文”的记录性与应用性；三是主张“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，则修辞立诚之首也”，认为文辞的重心应在“表谱簿录”的存储、书写之功能，而非“文气”与“文德”，因为文气之论，惝恍迷离，模糊不清，而文德之论是以人品来论文，更是“末务而已”。这三层涵义将“文学”改造成了“文”，突出其功用价值，即：“文”的基础在于“达意”，是起于应用的，为代言之工具。

       章太炎将“文学”视为“文”的应用逻辑，从“五四”以来就被其弟子移用。鲁迅“从文字至文章”的思路带有其师的痕迹。周作人“存本色”的文学观也是“以文字本来的质地形色示人”，确认“文章的文字性质”。只是鲁迅、周作人虽承认文学的应用性，却未将其师的观点绝对化、唯一化。真正完全遵守章太炎“起于应用”文学观的弟子，仍是钱玄同。在钱玄同看来，“文学”为“学语言文字之惟一的好工具”，强调“学一种语言文字之唯一的好工具便是文学的作品。用了这个好工具来学语言文字，决不止于‘事半功倍’”。按此逻辑推论，“文学”一旦成为学习语言文字的工具，它便只是一种形式、一种手段，其本身的主体性与艺术性随之消亡。这让“文学”等同于文字文献，沦为“语言文字”之附庸，其价值也被简化为“达意”，即只要“意”达得越好，文学的水平便越高。章太炎及钱玄同对文学应用性的看重，实则是拘于文字学的眼光，而“把文字Language同文学Literature两件事浑合在一处”，致使“文学”被缩减为“传达各样意思的器具”。

       章太炎将“文学”的功用弱化为“代言达意”。不仅钱玄同等人，“五四”以来胡适等人提倡的文学工具论也受此启发。毛子水在“五四”时便指出，章太炎在《文学论略》里“把一切著于竹帛的文字都叫得‘文’，大家因此就可以知道‘文’的用处就是达意思，代语言”，这对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“实在有‘培植灌溉’的功劳”。胡适也承认：

章氏论文，很多精到的话。他的《文学总略》（《国故论衡》中）推翻古来一切狭陋的“文”论，说“文者，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”。他承认文是起于应用的，是一种代言的工具；一切无句读的表谱簿录，和一切有句读的文辞，并无根本的区别。至于“有韵为文，无韵为笔”，和“学说以启人思，文辞以增人感”的区别，更不能成立了。

胡适以章太炎的文学观来证明，“文”是“起于应用的”，不是文饰技巧，不存在“有韵”与“无韵”的区分，也无“学说”与“文辞”的差别。在他看来，“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；达意达的好，表情表的妙，便是文学”，故“文学”的成立需有三大要件：（一）“明白清楚”。“文学不过是最能尽职的语言文字”，基本职务是“达意表情”，即“要把情或意，明白清楚的表出达出，使人懂得”。（二）“有力能动人”。文学光“懂得还不够”，“还要人不能不懂得”，因为“懂得了，还要人不能不相信，不能不感动”。这些“感动”便“有力”，可称作是“逼人性”。（三）“美”。“孤立的美，是没有的”，实现“文”的“明白清楚”“明白之至”，便是美的。与章太炎类似，胡适设定的三大元素落脚在“文”的工具性，将“文学”作为一个“器物”来阐释，不愿把其从语言文字的应用体系中独立出来。

       章太炎的“文起于应用”在“五四”以来的文学工具论思想中得以延续，为白话取代文言提供了文学理论上的依据。“文学”为“代言”的器具，是为“表情达意”而服务的，所以每一时代文学所采用的语言必须是当时的“白话”。按胡适说法，“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（工具）新陈代谢的历史”，“工具僵化了，必须另换新的，活的，这就是‘文学革命’”。新文学对白话的采用，符合文学应用工具性的进化规律，完成了“文学”作为“表情达意”器物的终极价值。可章太炎虽倡导“文起于应用”，但他文章“应用的成绩比较最少”。此矛盾现象仍与章太炎以小学为本质的文章观有关，他认为文章应从《说文》等中找寻“本字”，这些“本字”的使用，自然会影响文章本身的应用性。按鲁迅的说法，文中每字“都到《说文解字》里去找本字”，最后的文章只是“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”。

三 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

       章太炎修辞立诚的基础在于文字考证,提倡文章应谨于语言，不可放松一字一句。文字考证的应用，会使文章讲究用字用语的至精至确，崇尚证据，反对空论，即“持论多求根据，不欲空言义理以诬后人，斯乃所谓存诚之学”。此文章思维一旦在论争中，很容易从文字考证的角度去揪住对手用字用语的错误。这看似是一字或一句的攻击，实则可以影响“全局”，能瓦解论争对手的立足之基，有拔本塞源的奇效，最后形成“守己有度，伐人有序”的态势。“五四”时的鲁迅等人在与新文学反对者论战时，就有“扣字眼”的习惯，他们死死揪住对方用字用语的错误，并将这些错误演变成轰动的事件，用舆论的压力剥夺对手批判新文学的资格。

       林纾较早讽刺五四白话文不合文法。钱玄同、周作人等人采用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”的策略， 在文字学层面考证出林纾《论古文之不当废》中“方、姚卒不之踣”一句的谬误。因为“方、姚卒不之踣”中的“踣”字属于动词，可说“方、姚卒不踣”，或可说“方、姚卒不因之而踣”，但“方、姚卒不之踣”却是病句。当时也有人为林纾鸣不平，譬如钟义发表《真是“之”不得么》，引用“君子居之”等例，证明“方、姚卒不之踣”的“之”字并无不合。周作人的《“不之踣”的问题》对此进行反驳：其一，钟义以“君子居之”等例表明“之”字可作“于此”解，以证明“不之踣”的“之”字是“指明时间”，可“君子居之”等例的“之”字是“地位的副词”，无法作为“不之踣”的例证；其二，“君子居之”等是“什么之”的例子，“不之踣”是“不之什么”的例子，故而“单引了‘什么之’的例来作证，实在是不生效力的”。周作人按照古文的文法规则，论证出“方、姚卒不之踣”在用语上的谬误。钱玄同也在《新青年》杂志策划了“双簧信”事件，以此来讽刺林纾是不懂古文的古文大家。这在当时演化成一个令人关注的文学事件，对林纾作为古文家的形象有极大的破坏。

       与甲寅派的论争中，鲁迅、周作人等人依然沿用对付林纾的策略，深揪对方在文法上的错误，以一字一句之误让对手“满盘皆输”。甲寅派的章士钊发表《评新文化运动》，认为白话不如文言凝练，譬如“二桃杀三士，谱之于诗，节奏甚美，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。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”。章士钊将“士”解读为“读书人”，这让鲁迅、周作人抓住把柄。周作人讽刺此种解读是“一桩笑话”，指出“‘二桃杀三士’为诸葛亮《梁父吟》中的一句，其来源是《晏子春秋》里边所讲的一段故事，三士所指原系三位游侠之士，并非‘三个读书人’”。鲁迅也讽刺道：“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：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，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。”

       更为有意思的是，章士钊还在《甲寅》周刊上多次提及“吾兄太炎”，将章太炎塑造成古文的“保护者”。这令章门弟子十分不满。许寿裳就抓住章士钊文中“民国承清，每况愈下，更越十年，将求稍识字者而不可得”将“每下愈况”用为“每况愈下”的错误，对其挖苦道：

“每下愈况”，不过出于《庄子》的《知北游》篇，本来并非僻典。况字是甚字之意，愈况犹言愈甚；《小雅》：“忧心悄悄，仆夫况瘁”，况瘁就是甚瘁，翻成白话则是很劳苦。《新方言》曰：“今直隶语终言甚则曰况，如甚热曰热得况，甚苦曰苦得况……通语则谓之很。”足见白话的很字，渊源甚古，太炎先生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。而这位章家令弟对于白话，固然摈而不读，何以并“吾兄太炎”的高文，还未寓目呢，岂非咄咄怪事？今日堂堂的教育总长，还不识得一个况字，更何庸愁到十年以后是怎样？中学生作文，如有颠倒作“每况愈下”者，教师尚且要打杠子，今乃出于有功文律的教育总长，真可谓之“每况愈下”了。

       在论争中，章士钊是古文的“保护者”，可他居然将最基本的文言字句解读错误，这消解了他作为“保护者”的身份。鲁迅更是讽刺章士钊“成语也用不清楚，如‘每下愈况’之类”，并认为甲寅派要想与新文学论争，“还得有一个更通古学，更长古文的人，才能胜对垒之任”。

       深揪字句错误的方式，也被鲁迅等人应用到与学衡派的论争中。学衡派吴宓、胡先骕等倡导“昌明国粹,融化新知”，抨击新文化对传统古学的破坏。鲁迅却通过文字学考证的方式，从吴宓等人文章细微处找出用字用语的漏洞。如同鲁迅所言：“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，倘不自相矛盾，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。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，并主张也还不配。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，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！‘衡’了一顿，仅仅‘衡’出了自己的铢两来，于新文化无伤，于国粹也差得远。”从传统文字学的角度去“衡”学衡派自炫的“旧学问”，这是从古学的内部瓦解对手，其“反戈一击”，极易制人“死命”。

       上述的林纾、章士钊、吴宓等人在“五四”时自诩肩负捍卫古文的重任来教训新文学者。可在鲁迅等人的考证下，他们却没弄懂古文的字句。这就褫夺了林纾等人攻击新文学的资格。不仅林纾等人，其他新文学的反对者也多折戟于鲁迅等人深揪文字文法的考证之中，这成了“五四”以来一种具有特色的论争风气。在“白话”与“文言”的对峙中，此种论争方式以一字一句的错误来宣告传统文学的“死亡”。这虽然有些“悍化”，却从传统文学那里夺得了相应的“领导权”，有助于新文学的发展。

         综上，受章太炎“修辞立诚”文章观启发而形成的“芟夷典故之风”“文学工具论思想”“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”，用“激烈”的方式为五四白话文闯出了一条“生路”，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中国人信奉中庸，“没有更激烈的主张”，连平和的改革也无法施行。故而“芟夷典故”等主张虽激烈，可此种“激烈”却为中国文学、语言的现代变革清除了不少“阻碍”，有助于新文学打破传统文学的藩篱。当然站在后世角度来看，这些主张确实有需要反省之处。譬如对文学的工具化处理，会让“文学”丧失主体。钱锺书就讽刺，将“文学”缩减为“文字”的工具化思维是可怕的“霸道”，犹如“向小姐求爱不遂，只能找丫头来替”，最后“丫头”盖过了“千金小姐”。

三   章太炎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思考

       通过钱玄同等人，五四文学革命转化了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资源。可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是以小学为根柢。“小学分形、音、义三部”：文字学追求无一“形”无来历，音韵学讲究无一“音”无来历，训诂学追求无一“义”无来历。章太炎以小学为底色的文学语言观，在于追求“文”的本字、本义、本音方面与新文学有本质的不同。随着新文学的发展，章太炎也对五四文学革命有相应的思考。

一 “白话”无法脱离“文言”“五四”时的“古白话”思维是由钱玄同等人转化章太炎的语言学理论而成，可最后所形成的“以白话易文言”思路，却并非章太炎的设想。在白话已成文学正宗的1935年，章太炎警惕此种让白话、文言“同室操戈”的思维道：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,陈义未尝不断,然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?此疑问也。白话亦多用成语,如“水落石出”、“与虎谋皮”之类,不得不作括弧,何尝尽是白话哉?且如“勇士”、“贤人”,白话所无,如欲避免,须说：“好汉”、“好人”。“好汉”、“好人”,究与“勇士”、“贤人”有别。元时征求遗逸,诏谓征求有本领的好人,当时荐马端临之状曰：“寻得有本领的好人马端临。”……今人称有本领者曰“才士”,或曰“名士”,如必改用白话,亦必曰“寻得有本领的好人某某”。试问提倡白话之人,愿意承当否耶?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,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。
从以上的“水落石出”“与虎谋皮”等例窥出，文言成分已经积淀在日常用语之中，成为口语表达中有机的组成部分，故而白话与文言不可能界限分明，壁垒森严。同时语言的重要标准在于“准确”，可白话“意义不全”，其表现力不如文言。一旦脱离文言，白话会变得笼统、贫乏，所以白话不得不依附于文言。这突出了文言在语言权力结构中的正宗地位，否定了五四新文学的白话设计。此种立场，章太炎在《正名杂议》已明确指出：
有农牧之言，有士大夫之言。此文言与鄙语不能不分之由……农牧之言道，则曰道理；其言义，亦曰道理。今言仁人、善人，其旨亦有辨也。农牧之言仁人，则曰好人；其言善人，亦曰好人。更文籍而从之，当何以为别矣？夫里闾恒言，大体不具，以是教授，是使真意讹淆，安得理解也？
章太炎由人物身份来呈现“白话”与“文言”的高下，认为：农牧之言（白话）将“道”与“义”都叫“道理”，又将“仁人”与“善人”皆称“好人”。这些可证明日常用语“大体不具”，过于含混、模糊，无法准确且生动地表达思想、情感，最后致使“真意”混淆。此观点遭到诸多五四学人的反对。唐擘黄认为，章太炎的论述过于武断，“断不能拿来做反对白话文的理由”。胡适更指出,章太炎对白话含糊的判定不是“细心研究的结果”：
试问文言中的“道”字有多少种意义?白话用“道”字许多意义，每个各有分别：例如“道路”、“道理”、“法子”等等。“义”字也是如此。白话用“义气”、“意义”、“意思”等词来分别“义”字的许多意义。白话用“道理”来代替“义”字时，必是“义不容辞”一类的句子,因为“义”字这样用法与“理”字本无分别，故白话也不加分别了。即此一端，可见白话对于文言应该分别的地方,都细细分别；对于文言不必分别的地方，便不分别了。白话用“好人”代“仁人”、“善人”，也只是因为平常人说“仁人君子”本来和“善人”没有分别。至儒书里说的“仁人”，本不是平常人所常见的（如“惟仁人放流之”等例），如何能怪俗话里没有这个分别呢？

       胡适借由章太炎的“道”“义”“好人”等例子，表明“章先生所举的几个例，不但不能证明白话的‘大体不具’”，反而可以展示文言的含混、分歧。在这里，胡适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，建构了另一套语言学的标准：复音词比单音词更有语言上的分辨力与清晰度。文言为求凝练简洁，多用单音词；白话因多使用于日常交流，多使用复音词。胡适通过反用章太炎的例子，论证出文言中的“道”“义”等单音词则相对含糊，很容易引人误会，而白话中的“道路”“道理”“法子”“义气”“意义”“意思”等复音词更清晰、分明，故而白话因普遍地采用复音词比提倡使用单音词的文言更精确、明白。与胡适一样，钱玄同也反用章太炎的“道”字等例，指出“一个‘道’字，则容易误解。若用复音语，曰‘道路’，曰‘道理’，则一望便明白了”，这表明“愈分晰、愈精密、愈朗畅的文章，字数一定是愈多的”。

       受胡适、钱玄同的影响，章太炎在“道”“义”等例中对白话局限性的思考，未得到五四学人的重视。唯有傅斯年指出，章太炎由“道”“义”“好人”等例而得出的白话“大体不具”之说并非“菲薄白话者”，所以“文词所独具，白话所未有，文词能分别，白话所含混者，即不能曲徇白话，不采文言”。这表明，讲白话文的人要承认“白话”本身的不足，不能“因噎废食”，更不可对文言有所歧视，并要从文言中汲取相应的滋养，以补白话之缺。傅斯年对章太炎观点的接受，在轰轰烈烈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算是稀有之声，意识到五四白话文逻辑中的排他性与尊一性。

       语言背后承载的是文化。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深，其内涵越丰富。在中国语言的发展中，白话与文言相互渗透、彼此依赖。白话脱离文言，会变得空疏、啰嗦，甚至会沦为“大白话”；而文言离开白话，极易变得雕琢、浮华，成为没有生命力的“泥塑美人”。可在五四白话文运动时为树立白话的绝对权威，对白话与文言之间依赖关系的剥夺，使“五四”以来的白话文创作带有先天的“贫弱”。所以章太炎1935年重提白话与文言的关系，再次警醒世人“独尊白话”的危害。

二 “口说的白话”与“笔写的白话”很难合一

        钱玄同等人在“五四”所建构的“言文合一”思想虽受章太炎的启发，可他们为实现“言文合一”，最后从“以白话为正宗”走向“独尊白话”，使得“白话”成为完成“言文合一”理想的唯一手段，要求文章作品“老老实实照着说话写了”。但不可忽略的是，“笔写的白话”无法完全等同于“口说的白话”，并且它与日常的口语存有明显差异。口语（口说的白话）依赖于语音、语调、语气来传达“说话人”复杂错综的心理，可语音、语调、语气却很难转化到“笔写的白话”之中。在1922年，章太炎对渐有声势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提醒道：

 现在的白话文只是使人易解, 能曲传真相却也未必……假如李石曾、蔡孑民、吴稚晖三先生会谈, 而令人笔录, 则李讲官话, 蔡讲绍兴话, 吴讲无锡话, 便应大不相同,但记成白话文却又一样。所以说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的真相,亦未必是确实的。

       口语中有不同的方言，而方言又各自拥有不同的语音、语调、语气。正如章太炎上文所讲，李石曾、蔡孑民、吴稚晖三人分别用官话、绍兴话、无锡话进行会谈, 可最后笔录而成的白话文却又是一样的。那么此份笔录而成的“白话文”，根本无法将李石曾三人“口说的白话”之语音、语调、语气完全地呈现，故而“笔写的白话”无法尽传口语之真相。关于章太炎所质疑的问题，钱玄同等人对此有所思考，提出可引入西式标点来解决此困境。在他们看来，“文字里的符号是最不可少的”，这些标点符号具有表示“感叹”“疑问”“反问”等功能，有助于文章去接近口语时的语调、语气，使“口说的白话”中的顿挫抑扬、大小起伏之语气进入“笔写的白话”，从而使“笔写的白话”成为有声的“活语言”。为此，钱玄同、周作人等人提出《请颁行新式标点议案》，并在教育部得以通过。1920年2月教育部通令全国采用新式标点符号。之后，西式标点成为五四白话文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辅助白话文更好地传达口语的真相。

      虽然西式标点可帮助“笔写的白话”趋近于“口说的白话”。但正如章太炎所讲，“口说的白话”有不同的方言，这些方言的语音、语调、语气皆是不同的，而西式标点并不能完全解决此问题。对此，钱玄同等人提倡制定“国语”，以实现“音”的统一，并且选择以明清小说所演进而来的白话为中心的“国语”。但章太炎十分不满以明清小说来确立白话文法的做法，强调这种人为地制造“国语”的方式会有两大弊端：其一，不同的方言藏有不同的古音古语，一旦人为地制定标准的“国语”，会泯灭古音，即“方国殊言,间存古训，亦即随之消亡”；其二，由明清小说演进而来的白话，并不是中国语言中的最高智慧。一旦让其作标准语，使之普及化，会损害汉语自身的生命力与审美力，譬如“今世作白话文者，以施耐庵、曹雪芹为宗师，施、曹在当日，不过随意作小说耳，非欲于文苑中居最高地位也”。

       在章太炎看来，“笔写的白话”要趋近于“口说的白话”，只有以小学为中心，考证出不同方言所藏的古音，并以这些古音为标准音，方可实现真正的“言文合一”。故而他才会说出：“白话中藏古语甚多，如小学不通，白话如何能好。”而钱玄同等人放弃章太炎从众多方言中考证古音的“言文合一”方案，选择以明清小说所演进而来的北方方言作为标准语。所以他们殊途同归，皆是用“标准语”的方式来实现表音上的“言文一致”。因章太炎以古音为基础的“言文合一”方案过于艰深，很难被一般人接受。而钱玄同等人对北京音的选择，成为“五四”以来语言改革的主流。但章太炎对钱玄同等人设计漏洞的提醒，仍有启发意义。例如人为地制造标准音会不会损害古音？以及由明清小说演进而来的白话是否能代表中国语言的最高智慧？这些也是亟待后人探寻的问题。

结　语

       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五四文学革命，可五四文学革命的结果却最终偏离他的设想。“五四”时所建构的“古白话”思维，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史中的“言文合一”现象绝对化、普遍化，背离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。五四文学革命中的“芟夷典故之风”“‘起于应用’的文学观”“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”转化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，却抛弃章太炎“修辞立诚”中的文字考证基础。同时章太炎也对五四文学革命进行了相应的思考，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，展示出“言文合一”的难度。这些思考是对新文学的提醒，更是对它的拾遗补缺。由此可知，章太炎并非新文学的“旁观者”，他的文学语言观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结构贯穿于五四文学的发生、发展之中。当下在进行传统文化复兴时，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视角仍值得借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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